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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路人
作者:[法]帕特里克•莫迪亚诺 来源:本站 点击量:514次 发表日期:2015-9-9 10:52:04

陌路人(节选)

 

                                      [法]帕特里克•莫迪亚诺

  

 

那年的秋天来得比往年都早,秋雨绵绵,枯叶凋零,上索省河畔笼罩着蒙蒙轻雾。我仍住在富尼埃尔山脚下的父母家里。我得找份工作干干。一月,克鲁 瓦•帕凯广场附近的一家丝织品公司雇用我当了六个月的打字员。工资微薄,但我省吃俭用,假期我去了西班牙南部的托雷莫利诺斯度假。那年,我十八岁,生平第 一次离开法国。

  在托雷莫利诺斯的海滩上,我结识了一个名叫米尔•马克西莫夫的法国女人,棕发女郎,非常漂亮。她和丈夫在许多年前就定居在那儿了。我在他们经营的一家小旅店里租了一个房间。她告诉我明年秋天她将去巴黎的朋友家里呆很长的一段时间,还把她朋友的地址给了我。我也答应她,如果有机会就去巴黎看她。

  回来之后,我仿佛觉得里昂显得更加阴沉。离我家不远的地方,在圣巴德勒米路上坡的右边,有一所天主教遣使会的寄宿学校。山坡上建了几幢房子, 它们外表凄凉,俯视着下面的大街。学校的大门嵌在一堵大墙之中,在我看来,那年九月的里昂仿佛是寄宿学校的那堵大墙。郁黑的围墙上,偶尔停落几缕秋日的阳光。那时,寄宿学校似乎是被人们遗弃了一般,雨中的围墙就像监狱的高墙一样,我隐约感到,它成了通往我未来道路的一道屏障。

  从父母商店的一位顾客那里,我得知有一家女式服装店正在招模特儿。据她说,每月的酬劳有八百法郎,比在丝织品公司多两百法郎。她给了我服装店的地址,我决定去试一试。在电话中,一个威严的女声让我在下星期的一个傍晚去格罗雷大街四号面试。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一直在说服自己,必须得到这份模特的工作,而在这之前我从未往这方面想过。也许这样一来,我就能为自己寻找到一个离开里昂前 往巴黎的好理由了。随着面试的日子逐渐逼近,我心里变得越发不安。我的生活也可能就此赌一把。我告诉自己,如果我不被录用,就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我能否拥有这一线希望呢?该穿什么样的衣服才能通过面试呢?其实我没有太多的选择,我惟一像样一点的衣服就是那条灰色的半截裙和那件白色的长袖衬衫。我又买 了一双海蓝色的低跟鞋。

  面试前的那天晚上,我呆在自己的房间里,穿上了那件白色的衬衫,灰色的短裙和海蓝色的鞋子。我就在那儿,一动不动地站在衣橱的镜子前,心里嘀咕着:这个女孩真的是我么?我不禁笑了,可一想到明天的面试将决定我的命运,笑容顿时消失了。

  我怕面试迟到,于是提前一个小时从家里出门。走到贝勒库尔广场时,天开始下起雨来,我跑到皇家饭店的大堂里躲雨。我可不希望到服装店里的时候, 头发是湿淋淋的。我对饭店的门卫谎称自己是饭店的顾客,向他借了一把雨伞。到了格罗雷大街四号,他们让我在一间宽敞的房间里等着。房间里装饰着灰色的细木 护壁板,门窗都用同样颜色的丝绸窗帘遮掩着。一排被镀成金色的木椅摆放在墙边,座椅的软垫包裹着红色的天鹅绒。半个钟头过去了,我猜想自己已经被他们遗忘了。

  我坐在一把椅子上,听着窗外淅淅的雨声。屋顶的吊灯射下一束白色的亮光,我怀疑自己是否坐对了位置。

  一个男人走了进来,他五十来岁,蓄着小胡子,棕色的头发梳向后脑勺,一双眼睛如鹰眼一般锐利。他身上穿着一套海蓝色的西服,深色的鹿皮皮鞋。后来有几次,我曾梦见他推门走进来,头发依旧像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那样乌黑。

  他示意我不用站起来,并坐到了我的身边。他询问了我的年龄,是否当过模特儿?没有。他让我脱掉鞋子,从座位一直走到窗户旁边,再走回来。我按他的话向前走,心里却十分尴尬。他斜靠在椅背上,手掌托着下巴,神情十分严肃。走完一个来回后,我又重新站到他的面前,然而他一句话也没说。为了掩饰我的窘态,我的眼睛一直没从放在那张空椅下的鞋子上移开。

  “坐吧,”他对我说。

  我回到原先的位置,坐回到他身边的空椅上。我拿不准是不是能把鞋穿上。

  他指着我的头发问道:“您的头发原来就是这种颜色吗?”

  我回答说,“是的。”

  “我想看一下您的侧面,”

  我将头转向了窗户。

  “您的侧面还可以……”

  他说这句话的口吻,仿佛是要向我宣布一个坏消息。

  “这样漂亮的侧面实在太少见了。”

  一想起这世上很难找到这样精致的倩影,他似乎感到愤怒,鹰一般锐利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我。

  “如果是拍照的话,这样棒极了,但您仍不符合皮埃尔先生的要求。”

  听了这话,我的身体变得僵硬。我还有一丁点儿的希望么?也许他会去问一下皮埃尔先生的意思,可能这位皮埃尔先生就是老板。他到底要找一个什么样的模特儿呢?我决定要做到皮埃尔先生所要求的那样。

  “我很抱歉……我们不能录取您。”

  定论已下,我再也没有力量去为自己说些什么了。这个男人冷漠而又不失礼节的口吻,让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表现已经糟糕得甚至不值得让他去征求一下皮埃尔先生的意见。

  我穿上鞋子,站起身来。他默默地握了握我的手,领着我一直走到大门口,并亲自打开门送我出去。走到马路上我才发现把雨伞落在那儿了,然而这已经不重要了。我穿过桥,沿着索恩河往回走。我又来到了离我家不远的圣巴德勒米坡路上,站在遣使会学校的围墙前。在那以后的几年里,这个情景还经常出现在我的梦中。已经无法将我和那堵围墙分辨清楚,它的阴影把我团团笼罩,将我也染上了与它相同的颜色。而且,永远都不会有人将我从这个阴影里拖出来。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格罗雷大街上的那个客厅,我曾在那儿等待,它沉浸在屋顶吊灯散射下的光芒之中,光线很强烈。那个穿着蓝色西装、鹿皮皮鞋的家伙似乎一直在往后倒退,但没有离开房间。所有的一切仿佛是一部正在倒放的老电影。

  总是做着相同的梦。几年以后,遣使会的围墙不像从前那样灰暗了,有几个傍晚,夕阳的余晖洒落在上面。在格罗雷大街的客厅里,吊灯洒下柔和的光线。那个拥有鹰一般眼睛的男人,他身上的蓝色西服变得暗淡,颜色已经褪去了许多。他的面孔也变得苍白,皮肤几乎成了半透明的。惟有头发还保持着黑色。他的 声音嘶哑:“您原来的颜色……把您的侧面转过来……您不符合皮埃尔先生的要求……”这似乎并不是他在说话,而是一张正在转动的唱片。同样的话语无休止地重复着,却早已失去了意义。每次从梦中醒来,我都很惊奇地发现,尽管这段插曲曾带给我如此大的失望,使我觉得自己如此不幸,但它已经离我的生活越来越远了。那晚我从桥上走过的时候,我甚至想到过跳进索恩河,仅仅是为了这样的一件小事。

那时,我甚至没有勇气回家,去面对我的父母,看见我房间里那个带镜的衣橱。我重新走下楼梯,仿佛逃跑一般地朝旧城区的方向走去。我再次走在索恩河畔,走进了一家咖啡店。我一直随身带着米尔·马克西莫夫给我的小纸条,上面有她巴黎朋友的地址和电话号码。电话里铃声一直在响,却没有人接听。突然,我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声音。我一时间说不出话来。最终,我还是发出声来:“请问,米尔·马克西莫夫在么?”我胆怯,声音变得细弱,巴黎那边电话里的人大概听不清楚。那女人说她暂时不在,过些时候,今晚会回来。

  第二天,我到佩拉什车站乘夜间火车。车厢浸没在一片黑暗之中。走道的最尽头,几个黑影卧在座椅上。我选择了靠近过道的位置坐下。火车还停在站上,我心想,父母真的会让我走吗?我有一种潜逃的感觉。火车开动起来,索恩河渐渐消逝在视线里,我如释重负。我想,那晚我没有睡着,朦胧间,列车不知为什么停在第戎一个荒凉的站台旁。夜里的路灯射出缕缕蓝光,我想到了米尔·马克西莫夫。她每天都会在托雷莫利诺斯的海滩上享受阳光。她告诉我,她还是我这个年龄的时候住在朗得的一个小镇上,小镇的名字我已经想不起来了。会考前的那个晚上,她睡得很晚,而第二天闹钟又没有响。她一直睡到中午,错过了考试。后来,她认识了艾迪·马克西莫夫,他的丈夫。他是一个高大、俊美的男人,原籍俄国,人们称他“领事”。他习惯将可口可乐与朗姆酒掺在一起喝。每次饮开胃酒时,他总想让我也尝尝那玩意儿,但我告诉他:我比较喜欢喝可乐,不加其它东西。他说的法语不带家乡的腔调。他曾在巴黎住过,可是我总是忘记问米尔·马克西莫夫,他们夫妻为什么会去西班牙。

在她的面前,我泪如雨下。她的手抚在我的肩上,说这一切都不重要,就像她十七岁那年,因为闹钟没响而错过了会考一样。她表示非常乐意在朋友的寓所里接待我。

 “你应该找一个爱人。”她说:“你知道,没有什么东西是比爱情更好的。”

  我同意她的说法,但我不敢说自己更应该找份工作,因为我不想再回里昂了。我们俩坐在客厅的长沙发上,没有开灯。对面楼房的灯光照了过来,房间透着微光。她用胳膊搂住我的肩膀,浴衣的腰带松散着,散发出一种令人眩晕的香气,可能是晚香玉的味道。我极想向她倾吐一番,然而却一直保持沉默。没有人知道我们在这里。我们是偷偷摸摸地住在这里的。她是撬开门锁才得以进入这套公寓的。我很害怕。也许我不该离开里昂。在这个空荡荡的客厅里,我感到浑身不自在。这套公寓已经很久都没有人住了,小偷已经搬空了家俱。米尔问我为什么看上去那么焦虑。我努力找出些话儿来搪塞她。虽然米尔是出于好意让我来这儿住几天,但我却感觉自己是个闯入者。因一时冲动而离开里昂的行为使我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我不想成为她的负担。不知道她有没有告诉房东她留我在这里住?她真的认识他们么?坦白地说,我时常怀疑我们是否有权住在那儿,担心那些房东会出其不意地出现,将我们赶走。她发出了一阵笑声。她的声音很柔和,沉着而冷静,透着漫不经心的态度,让我羡慕不已,也驱散了我心中的恐慌。以前住在这里的女人是她多年的朋友。这个人性情有些古怪,曾嫁给一个阔绰的皮草商人。然而我想了解得更多,米尔·马克西莫夫也在某一天突然从波尔多开来的火车上跳下,来到了巴黎。当时她也是一个人,和我的年纪差不多。起初她住在拉丁区的一家旅馆里,看到一则广告后,来到一家皮草商店应募当售货员。这家皮草店就是这个女人的丈夫经营的。她因此结识了她的这位朋友。这位女人带她认识圣日尔曼·德普雷大街那些人,包括认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艾迪·马克西莫夫。每当周末的时候,她都会驾着她的美国轿车载他们去蒙福尔阿莫里或是去多维尔。那是一段美好的生活。我的担心的确是多余的。那位女人非常高兴地把公寓借给了她。可我还是鼓起勇气告诉她自己对未来的担忧。在巴黎如果没有工作,不知道自己的生活会是怎样?她望了我一会,却没有说一句话。

  “我也一样,”她说,“刚到巴黎的时候,我也很害怕,但最终生活还是安顿下来了。你无法预测在这几年里,摆在你面前的会是什么样的命运。不过我会帮助你的,我在巴黎认识些朋友。至少你还可以和我去西班牙。”

  我这才安下心来。我能体会到她对我的好意。

  一个星期天,她带我去香榭丽舍区的一家中国餐厅吃午饭。当我们到那儿的时候,我认出了那天晚上与我在楼梯上擦肩而过的穿着雨衣的家伙。他在等我们。一个褐色头发的男人和他在一起,个子比他高,穿着鹿皮上衣,戴着黑色的卷拢领。米尔·马克西莫夫吻了吻那个我认识的家伙。我竭力搜索他的名字。是瓦尔特,一个意大利名字。陪他的那个男人和我们握了握手,并自我介绍说叫居伊·樊尚。后来我才知道这并不是他真实的姓名,而每一次我都很惊异,他与人接近时那种粗鲁的方式:他伸出手用生硬的语气对他们说:居伊·樊尚。现在我明白他用这个名字对他来说是一种防卫,是一座他想在自己与其他人之间立刻建立的壁垒。可我好像觉得在那个星期天,当我第一次看见他,并与他握手的时候,他并没有用相同的语气告诉我他的化名。我想起来,他露出一丝讥笑,对我说话,似乎我和他之间已经有一种默契。

  居伊·樊尚与我相邻,坐在软垫长椅上。大家沉默了一阵。然后瓦尔特斜过身子凑向米尔·马克西莫夫,说:

  “这是居伊……,我跟你说起过的……”

  她微笑说,她很高兴见到他。而我则像往常一样羞涩。没有说一句话,就我所知,坐在我对面的这个男人——瓦尔特,是米尔·马克西莫夫的朋友,他曾经一直是一位摄影师,经常被派往一些危险的地方,并且曾在一场我不知名的战役中受过伤。他和几位摄影师常去香榭丽舍大街的一家咖啡店,在那里他结识了居伊·樊尚。

  午餐刚开始时,居伊·樊尚也没有说话。米尔·马克西莫夫问了他几个无关紧要的琐碎问题,试图缓和一下气氛,而他却只是回答“是”或“不”。瓦尔特用手指着我问:“那位年轻姑娘呢?”

  居伊·樊尚转过身来好奇地盯着我。

  “她的遭遇不幸极了,”米尔边说边向我递了个眼色,几乎无人察觉。

  她说我是从里昂来,还告诉了他们有关会考的故事和她自己的故事,很久以前,发生在朗德省某个地方,一个星期一的早上七点,闹钟没有响。其实她也是出于好意。她大概想,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如此亲密,我们的命运似乎也应该雷同。

  瓦尔特一阵大笑,对我说: “你真幸运,是命运不想让你通过会考。”

  我感到有些不自在。米尔·马克西莫夫拉着我的手。

  瓦尔特说:“我希望你不要去再参加会考,那是在浪费时间。”

  居伊·樊尚沉默不语,他的目光里透出好奇,而且还带着关切,好像他在努力揣测我内心的想法。

  “这件事让您很伤心吗?”他用一种关切的口气问我。

  我对他强露微笑。

  “我不这么认为,”他边说边转向另外两个人,“会考的事仍然困扰着她……”

  瓦尔特问他是否通过了毕业会考。居伊·樊尚回答说没有。但是他为这件事深感遗憾。他解释说:本该准备会考的时候,他正赶上战争结束的时期,他同一批与他同龄的难民从瑞士被遣送回国,又在里昂的某所寄宿学校待了很长一段时间,然而,他们并没有上课,大部分时间里他们被差遣着干体力活。

  我壮了壮胆,问他:“您在里昂待了很久吗?”

  “不太久,大概六个月吧。”

  那天,我不敢问他到底在里昂的哪所寄宿学校。显然,我会想像着他就在遣使会寄宿学校的黑色围墙后面。

  从餐厅出来后,米尔·马克西莫夫说她会晚点儿回来。瓦尔特吻了我的双颊。他对能够进一步了解我感到很高兴,即使我并没有通过会考。他们上了车,米尔·马克西莫夫摇下车窗,向我挥手告别。

  就剩下我和居伊·樊尚。他问我是不是住在这个街区。我告诉他,我住在托加德罗附近,但我对巴黎不熟悉,我还没法估计有多远的距离。

  “我和您走一走吧。如果您累了,我们就去广场乘地铁去星形广场。”

  当时,我有一种感觉,我终于拥有一次机遇,这是我来到巴黎后一直盼望的。那时他对我说的那句话被我牢牢地记在了脑子里,直到多年以后,我的身边还能回响起他的声音。有一天,我在港口附近散步,在这个国家我很少有机会和别人说法语。我陷入了沉思。恍惚间又听见一个带巴黎腔调的声音:“如果您累了,我们就去星形广场乘地铁去。”我转过身去。当然,那儿一个人也没有。

  那个星期天下午,我们夹杂在散步的人群里,走在香榭丽舍大街右边的人行道上。阳光灿烂。咖啡馆在人行道上摆满了露天座,就像上次大家说的那样,又是一个美好的印第安夏日,在马莱娜的那个夜晚。但这会持续到什么时候?我们已经到了星形广场。

  “您累了吗?”居伊·樊尚问我。

  “不,我不累。”

  “如果您愿意的话,”他说,“我们可以去布洛内树林走走。”

  走到多菲娜门后,我们选择了湖边的小路。这次则是我给他领路。

  “您好像对这树林很熟悉。”

  的确如此。下午的时候,我经常去那儿散步。我无法一个人待在维诺兹街的公寓里。其实,我是在逃避,就同在夜晚我从米尔·马克西莫夫的那些朋友聚会中逃出来一样。而且每一次,当我悄悄从人堆中逃遁,摆脱了他们时,心里感到同样的惬意。

  我们坐在湖边的长凳上。我问他是否曾经在这里散步。他说没有,很久以来都没有这样了。他比我年长十岁或十五岁。他可能从事着某种职业。他眼神专注,几乎关切地望着我,就像刚才在餐厅里那样,总之,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怎样对待我。他问了我的年龄。我想把自己说的大些,但最好还是说出实话。不过我还是多加了一岁。十九岁。他显得很吃惊。他认为我应该超过二十岁了。

  几家人沿着小路从我们面前走过,孩子们总是尾随在大人的身后。父母喊着他们的名字,声音里带着埋怨和牢骚,又有几分威严,他们渐渐地消失在远方。有个人喊了好几声“居伊”,我才想起来,他也叫居伊。而他并没有动弹。我当时还不知道这并不是他的真名。

  “实际上,我正在找工作。”我的声音不太自信。

  我飞快地蹦出几个词,说出了一句实话:“我从里昂来,暂时住在米尔·马克西莫夫那里,正在找工作。”

  “您的父母呢?他们对您的事怎么看?”

  这个问题让我很尴尬。离开里昂的时候,我一点儿都没想到过我的父母。我并不是不在乎他们,只是长期以来,我都和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然而我将来还会去见他们的,只不过要等到我的生活有着落,我每天早上不再有自身不保的感觉时。总有一天,我生活中的一切都会变得明朗、稳定,到时候我会很高兴去找他们的。

  我对她说:“他们也不能帮我什么忙。”

我们还走在普雷·卡特郎的小径上。路上的行人越来越少,小径延伸入森林。他自己提出我们该往回走,否则我们很可能会迷路。我问他干什么职业。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只是来往于法国与瑞士之间经商。他和几个合伙人在巴黎开一间“办事处”,他在里头也算做点事,只是件极其普通的工作,谈论它只会使人觉得无聊。既然这样,我就不再坚持问下去了。

  黄昏时分,我们来到布洛内树林的一家咖啡馆里。刚才经过湖边小路的那几家人正坐在桌旁。其它的桌子旁边,几个上了年纪的妇女正在大声地谈话。他环顾四周。我正在想他是不是生平第一次来这种地方,像我一样。

  “真奇怪,”他对我说,“这里的女人都穿着羔羊皮大衣。”

  他说话的神态总是这样心平气和,若有所思。再后来,每次当我们来到公众场合时,我都隐隐觉得他显得不自在,似乎与那里的人格格不入,像个外国人,似乎不懂这个国家的语言,时刻担心会有人找他说话。但他总是装着态度殷勤,神情镇定。也许,他想到自己稍有一丁点迟疑和困惑,人家就可能从他脸上读出来,这很可能会给他带来不幸。于是他泰然自若,避免做出粗暴的姿态。他心不在焉地微笑着。

  “我算了下,这里有十四个女人穿着卷毛羔皮大衣,如果您不相信的话,可以验证一下。”

  我感觉我们之间存在着某种默契。不论是我还是他,在这个地方都没有属于自己的位置。而他是不是在某个地方有他的位置呢?我们乘坐地铁一直来到星形广场。然后,我们换了车,在托加德罗站下了车。他想一直送我回公寓。他走在我的身边,步伐很有规律。现在,我自忖任何事情都无法改变这种节奏。这是他一种不引人注意的方式。比如说,当人家跟着你的时候,你永远都不应该转过身。而每当危险威胁到你的时候,你应当继续迈着同样平稳的步伐向前进。走到凡诺兹街的大楼前,他问我晚上有什么活动。我说没有安排,不巧的是,那天晚上他有个约会,不能请我去吃饭。但是还有明天,后天,以后的每一天……那时他住在旅馆里。他给了我旅馆的电话号码。

  第二天傍晚,我打电话给他。我一个人在公寓里。他告诉我如何去旅馆,我应该在星形广场站换车,在乔治五世站下车。接着他让我拿一支铅笔,记下去他旅馆的路线。从他的语气中我判断得出,他确实担心我会迷路。

  贝里饭店在弗雷德里克·巴斯蒂亚大街,就在前天晚上我们去的那家中国餐厅旁边。我向门房说找居伊·樊尚先生。一个西装革履、棕色头发的女人在那儿。我想象着每一天都从这个女人面前走过,这样的情形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占据我生活中很长的一段时期。但我仔细想想,差不多就只有三十天。

  我爬上楼梯来到二楼。他站在门前等候我,生怕我会在最后一刻改变主意。我的确曾在刚踏上楼梯的那一刻停住了脚步,企图逃走。

  我坐在床沿,心里慌乱不安。在两扇窗户之间有一张沙发,但我似乎难以接近它。他就站在我面前。

  “您的头发湿了。”

  我的雨衣也湿了。走出地铁的时候,天下着小雨,就好像那年秋天经常飘着的小雨。他取来一条毛巾,轻轻地擦拭着我的头发。他也坐到床沿边,我的身旁。

  “您应该把雨衣脱了。”

  他的声音很低沉,仿佛是在对他自己说话。我想到了我们一同走进旅馆,又因为这场雨而被留在这个房间里。我想象着早上我到达巴黎,他来里昂车站接我。灯光耀眼,而我听见外面淅淅的雨声。我不知道我到底在哪儿。他的一切我都不了解,而这些都已不重要了。他搂着我的肩膀,而我也拥抱着他。我所有的不安与羞涩都烟消云散了,他让灯亮着,这对我来说也无关紧要了,我甚至喜欢更强烈刺眼的光线,以便赶去那些阴影。第二天早上,我回到维诺兹街的公寓,米尔·马克西莫夫已经醒了。她告诉我她为我的一夜未归而担心,但她什么都没有问。我则向她解释说,自己遇见了几个里昂的朋友,聚会持续得比预想的长了些。后来的几个星期,我继续说谎,我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但我现在想想,当时我能说什么呢,这些事很平常,任何人都会遇到。我想起那个晚上他告诉我他不叫居伊·樊尚。他带我到了一家离宾馆很近的餐厅。他从未离开过这个街区。他对我出生在里昂感到惊奇。他在这个城市停留的时间极其短暂,仅仅是在战后的一段时期,他无法告诉我收留他和他的同伴的那所寄宿学校的具体地点,但离索恩河不远。那里有陡峭的楼梯。一些老房子。他能否记起一条有斜坡的街道,一堵黑色的墙,几幢突兀的大楼呢?他不能肯定,但有这种可能。那么,这大概是遣使会的寄宿学校。而我相信这是个巧合。

  随后,他也从里昂车站来到了巴黎。一个清晨,和我到巴黎的时间一样。他那时和我差不多大。他开始在旅馆的房间里向我讲述这一切,尽管天色已经亮起来了,他也让灯一直开着。我后来习惯了这灯光,我天真地认为这纯净的光束驱散了围绕在他四周的迷雾。回到巴黎的那天早上,没有人来车站接他。他童年时生活的街区、他的亲威、朋友都已经不在了。

  他告诉我所有这些,是因为我从里昂来,而这座城市令人想起他一生中经历过的一段时期,那个时候他也像我这么大。那一晚,我第一次叫他居伊,我很勉强地叫出这个名字,它使我很不自在,这名字与他本人很不相称。他大概感到我有话要说,他说:“当然,你可以叫我居伊……”他哈哈大笑。我听见他重复着:“居伊……居伊……”好像他自己也想熟悉一下这个音节,这次轮到我大笑起来。接着,他打开灯,向我解释说“居伊·樊尚”只是个化名。他认为,“居伊·樊尚”这个名字能令人感受到新鲜、春天和白色,这是一个让人安心的名字。并且能够产生一定的距离感,“居伊·樊尚”这个名字像是存在于他和别人之间的一个复制品,一个守护神。他又一次笑了。而我也是。这狂笑很有感染性,可我是不是真的想笑?我顿时觉得灯光照亮的房间突然显得十分冰冷,仿佛没有人居住。我正陪伴一个陌生人,他隐藏在另一个人的身份之下。我发现他没有在床头柜、沙发、地毯上留下任何零乱的迹象。没有一件衣服,一个烟头,甚至没有一双鞋。当我们离开房间的时候,除了床上有些零乱外,没有留下我们停留过的任何痕迹。有好几次,我看到他勿忙地将被子的边角塞进褥子下面,并拉上床罩。他对我说,这是在寄宿学校的时候养成的老习惯。他的衣服、书籍、物品和箱子都集中放在办事处的大房间里。在那儿,他和他的“合伙人们”一起工作。有几次我很晚的时候陪他去那里。办事处在蓬蒂苊大街的一幢大楼里,离旅馆很近。在那个时间,办事处里一个人都没有。我在办公室等着他,他去拿一些用品,放在旅行袋里,我们再回到旅馆。

  仅有一次,他用真名介绍白己。那是我们在瑞士旅行的时候。在洛桑,我们坐在马希街一家饭店的大厅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我们身边上坐着几位外表阔绰的绅士和太太。而几位法国人,举止有点不合时尚,服饰有些褪色。但他们容光焕发,晒得黝黑。看上去,他们相互之间都认识。在一张大桌子上,有几叠书。一个削瘦的男人,眉毛浓厚,打着领结,逐一给那些来买书的人签名。那帮人盯着我们俩看,他们的目光透着惊奇和拘束。他们大概在想我们不属于他们的世界,我们在他们中间的出现很不合时宜。我努力想象我们当时的尴尬窘态。刚才,在港口的露天咖啡座,我注意到一个金发姑娘和一个凶神恶煞的男人坐在一起。我年轻的时候,长得很像这个女孩。她睁着大眼睛,眼神专注,宁静。正在聆听的那个男人让我想到了居伊·樊尚,因为他的头发也是褐色的,他也有那种漫不经心的抽烟的样子和自斟自饮的样子。但是居伊——我还是应该用这个名字称呼——更壮实。但他走路的姿态优雅,步伐轻盈,像是在用脚尖走路似的。那天在洛桑,酒店的大厅里,居伊站起来,在那些重要人物中间,他也是这样走的。他茫然失措于这个富人的社交聚会之中,我担心他走过时会撞到这些男男女女。我确定他喝醉了。接着他走过来找我,他搂过我的肩膀,将我一直拉到那个带着领结正在给他的书题词的作家桌旁。他从一叠书上取了一本,书名叫做《在马德拉的生活》。这本书我保存了很久,直到我离开法国才丢失。作家坐在桌子后面,周围挤满人,居伊翻着书页。他俯下身:“您能给我题个字吗?”

  对方抬起头。他的那张脸很不友善,他打着圆点花纹的领结。

  “您的名字?”他冷冰冰地问道。

  然后居伊告诉了他自己的真名。我平生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阿尔贝多·赞巴里斯特。作家皱了皱眉,听这个名字,仿佛满脸不愉快,他用一种蔑视的口吻说:

  “您能为我拼读一下吗?”

  居伊把翻开的书放在桌子上,把手按在他的肩膀上。作家再也无法从他的椅子上挪开。居伊放在他的肩膀上的手压得越来越重。居伊俯下身,看着他惊慌失措。居伊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拼出他的名字。我们周围的人不安地围观着。他们随时准备干预,但因为居伊身材高大,他们又犹豫了。作家不得不决定给他签名。他额头上沁出了汗珠。害怕极了。居伊拿起书,他的手还按着作家的肩膀。后者盯着他,目光冷酷,双唇紧闭。

  “您可以松手了吗,先生?”他带着嘘声问道。

  居伊冲他友好地笑了一下,松开了手。那人站了起来。为了掩饰窘态,他整了整带花点的领结。他阴险地盯着我们。我害怕他会叫来警察。居伊看过书名后,微笑着问他:

  “马德拉,很美吗?”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喝了酒的缘故,还是像他经常的那样,有点沮丧。在酒店的大厅里,我们也是孤零零的,就像第一天在布洛内的树林里一样,当时我们拥在人堆中,他们中有的是一家人穿着节日盛装来游逛的,还有那些裹着羔皮大衣的女人。但这次至少我知道了他的真实姓名。那真是他的名字吗?他在巴黎遇到的那些人看样子永远都不会知道他的这个名字。他直到多大才用这个名字呢?我不敢问他。

  一天下午,他开车带我到维诺兹街,因为米尔·马克西莫夫已经三天没有我的消息,大概非常着急,我不想让她为我担忧。他对我说:“我等下指给你看我小时候住的地方。”

  他说“小时候”时带着巴黎口音。

  “很近,就在布洛内树林旁边。”

  他把车停在拉那拉格的花园前,他说“小时候”的发音方式与这个街区并不相称。

  我们漫步在小径上。太阳被遮住了,一切都沉浸在橙红色的光芒之中。我们走在一层枯叶上。

  “你瞧,每个早期四和星期天我都在这个花园里玩耍……”

  我避免向他提问题。我太年轻,还不了解男人,但我很快懂得,他不是一个喜欢回答问题的男人。

  我们来到花园尽头的街上。我们在人行道上走了一段,在大街的第一幢大楼前他停了下来。

  “我以前住在那儿,三楼。”

  他指了指一扇窗户。

  “那儿,那儿就是我的房间。

  他推开那扇能通车辆的大门,把我拉进入口的大厅。他敲了敲门房的玻璃门。门开了,一个秃顶的男人从门缝探出头来。

  他对他说:“我来打听一下一个叫卡庞蒂埃的先生”。

  我很偶然地记住了这个名字。卡庞蒂埃。那个人告诉他:自从他接任了门房的工作,而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卡庞蒂埃先生就不在那儿住了,居伊耸了耸肩膀。

  “您没有他的地址吗?”他问道。

  “没有。”

  我们又回到街上,沿着拉那拉格的花园走着。他向我解释说,卡庞蒂埃先生是大楼从前的门房。那个时候,他一人和父亲住在一套很大的公寓里。他父亲是贝鲁的领事。接着战争爆发了,他的父亲回到了他的家乡,把他一个人留在那儿,托卡庞蒂埃先生照顾他。他父亲似乎把他给遗忘了,因为他再也没有他父亲的消息。他跟我说的是实话吗?那天下午,我和他在托加德罗广场告了别。我不想让米尔·马克西莫夫看见我们俩在一起。贝鲁的领事。人们也叫米尔·马克西莫夫的丈夫“艾迪领事”。这是别人给他起的一个绰号,是小说里一个跟他相像的人物的外号,那个人和他一样喝很多的酒。几年后,我有时会在夜里惊醒,辗转难眠直到清晨。那些痛苦的细节在我的脑子里翻来覆去。我心想:也许有一天,你应该试着去证实所有他告诉你的事。但我最终还是听从于理智,重新获得了平静。这的确毫无用处。因为已经太迟了。

  贝鲁的领事。风吹落的枯叶洒满了石子路,飒飒的树叶声越来越尖厉,我听得心也冻结了。如果他对我撒谎,我也不会怨恨他。毕竟,这些谎言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只要它们能遮住心里的空虚就行了。正是他这种心里的空虚吸引着我。他的目光经常茫然失神。我真想知道他在想什么。我努力在猜测它。我觉得他很神秘,难以捉摸。当他打开门走进房间的时候,蹑手蹑脚地,听不见他的脚步声。当你走在他身边的时候,他随时都有可能消失。他从未对我这样做过,但在旅馆附近的咖啡馆里和办事处的办公室里,我看到他和其他人在一起时,他悄悄地消失了,这也成了他们中间开玩笑的话题。有些事我也记不牢,但我仍记得在瑞士的旅行过程中,他在日内瓦罗纳河旅馆大厅里碰上的一帮古怪的家伙。在过边境之前,我们乘车路过安马斯。安马斯的街道阻塞了,一支铜管乐队穿越而过。当乐队队员奏《来吧,宝贝儿》的乐曲时,我们狂笑起来。音乐声渐渐远去,直到最后消失,很快街上一个人都没有了。在边境时,海关人员甚至没有要求我们出示护照。然后他向我讲述,他十六岁那年,适逢战争,他曾两次试图进入瑞士。每一次他都偷渡越境,但第一次企图通过的时候,瑞士海关逮捕了他,并将他交给了法国宪兵。因为那时的身材和体重已经和现在差不多了,所以他们尤为慎重地给他戴上了手铐,将他带回安马斯。他永远不会忘记那一次的冒险。从那时起,他就总在梦里看见自己带着手铐,步行了几个小时,坐在地铁上,走了没完没了的行程,想找到某个有钥匙的人将手铐打开。后来到了安马斯,一个宪兵放他走了。他第二次再做冒险,结果成功了。在日内瓦,他寻找贝鲁的领事,找了很久,但是没有找到。

  我们住在罗纳河旅店,他在大厅里安排下午的约会。约会经常会持续到晚餐时间。他怕我会无聊。他从旅行袋里拿出一沓钞票,塞到我手里。他让我去商店买些鞋、手表和珠宝。我徒劳地推却了许久,向他解释说我习惯呆在房间里看书,可他还是坚持。他在我这个年龄的时候,第一次漫步日内瓦,被琳琅满目的橱窗和耀眼夺目的路灯所吸引。他真想把所有东西都买来,尤其是鞋子。穿着那些不沾水的新鞋子走路是一种乐趣。同样可以享乐一下。生命是如此的短暂。他最终说服了我。

  后来的那几天,天气转晴,阳光明媚,我们可能会想到印第安夏天——在巴黎有人这么说过,我还是为自己买了一块手表。还买了一双鞋。脚上那双服装店那个卑鄙家伙曾让我脱下过的海蓝色的鞋子我已经穿腻了。

我得到他的允许在他约会的时候,留在大厅里,呆在一旁。我偷偷地观察着他。我心想,坐在他周围的都是些什么人呢?总是同样的人。绝大部分是阿尔及利亚人。他们带着皮公文包,但有一个是例外的,他的微笑和他那件海蓝色的雨衣,引起我的注意。有时谈话快结束的时候,他会来大厅的尽头找我,让我坐在他们边上。

我想,他们小声谈论的是有关钱的事。他们对我都彬彬有礼。我本想知道更多的事,但我从不搀和进那些与我无关的事。晚上,我们和两个与他一起在巴黎工作的同事去意大利餐厅吃饭。一个胖家伙和他差不多一样年纪,人很好,总是气喘吁吁的样子,在办事处工作。另外一个人五十来岁。这是个很有风度的男人,他说的法语略带口音,乌黑发亮的头发整齐地梳向脑后。他也总是很有礼貌,但他让我恐惧。有时他的目光十分敏锐。在巴黎,他住在阿尔多瓦街的公寓里,离旅馆很近。我应该重新回忆他们的名字。这用了我好几个下午的时间。正好有天下午,居伊和我在日内瓦散步。他带我去看一个地方,他第一次到这座城市里的时候经常躲避这个地方。罗纳河广场中心的小公园。我们走过门廊,来到一个大花园,四周都是高楼。那儿一个人也没有。花园的中间,几张长椅横在树荫下。他第一次来这里坐的时候,就意识到自己永远也找不到贝鲁领事了。巴黎的夜晚,在旅馆的房间里,他总是让灯亮着。他曾失眠过。他没有离开过旅馆所在的街区。我们经常单独在一起。下午我陪他去办事处。我坐在尽头,像在罗纳河旅馆的大厅里那样。我边看杂志边等他,他和那个喘着气的胖家伙说话。

  居伊走进他摆放衣服和箱子的房间里,当其他两个人互相交换听筒和电话机的时候,他向我走来。他递给我一沓钞票,像在日内瓦那样。他说,我不应该在那儿等他,这样很无聊。我应该去商店为自己买一些裙子和大衣。确实,冬天快到了,我甚至连件大衣都没有。我的确是个奇怪的女孩,他说,我是个冒失鬼,但我本该听他的话。快点,快去买一件御寒的厚大衣。

  于是,我离开办事处,来到福布尔·圣奥诺雷大街,却不敢走进商店,像在日内瓦那样。然而,一天下午,我为自己买了一件雨衣和一双鞋。

  晚上在旅馆的房间里,他问起了我的童年和家庭。但是我和他一样,将许多往事都搅在一起。我心里想:像我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孩,只有一个名,一个姓,从里昂来,怎么会引起别人的兴趣呢?

  一个星期一,我像往常一样去找他。十一月里,天黑得很早。然而,当我走到弗雷德里克·巴斯蒂亚街的时候,我以为天还亮着。我看到两辆黑色的轿车停在旅馆门口,一群男人站在对面的人行道上,像是警察的样子。我走了进去。一位女人坐在门房的桌子后面,手撑在桌面上,还有那位穿着蓝色雨衣的阿尔及利亚人,我在热内夫见过他。

  他也认出了我。他看上去很不自然。我还在猜测他是怎样的一个角色。

  他以生硬的语气对我说:

  “没必要上去了,那儿没有人了。”

  我还是想上去。他挡住了我的去路,重复道:“那儿没有人。”

  那女人在门房的桌后一动也不动。她的眼睛瞪得很大,却没有丝毫神色。他轻轻地把我推到外面。他低声对我说:

  “快走吧。他们还不知道你是谁。现在,你还是个尚未查明身份的金发姑娘。”

  他很仓促地说着,他想告诉我其它的事,却已经来不及了。我呆滞地站在人行道上。我穿过马路,向他们那帮人走去。我问其中的一人旅馆里发生了什么事,他回答我说:

  “我不知道你想说什么,小姐。”

  他们用冰冷的目光打量着我。如果我留在他们身边,他们会给我带上手铐。可是我很想大声喊叫,大吵大闹,好让他们告诉我真相。

  我漫无目的地走在街区的马路上。阿尔多瓦大街。贝里大街。蓬蒂瓦大街。我经过办事处,天已经黑了。我又一次经过旅馆,他们还在那儿,成群结队,站在人行道上。两辆轿车没有移动位置。他死了?或者他们用手铐将他带走了?晚上,在房间里,他总是让灯亮着。

  应该是第二天,我没有离开在维诺兹街的房间。我对米尔·马克西莫夫说,我病了。那天晚上她想和瓦尔特一起去用晚餐。我想他也许知道些什么。我得到她的允许和她一同去。我怕她带我去中国餐厅,但是没有,一个人来接我们,坐着一辆宽敞的轿车,经过很长一段路我们来到一个我不熟悉的街区。在餐厅里,我坐在米尔·马克西莫夫和瓦尔特的对面。玻璃窗映着我的脸——一个溺水者的脑袋。其他人应该也发现了。他们给我倒了一杯酒,但我什么也咽不下去。他们谈着话,我害怕自己会昏倒,于是尽力打起精神来,听他们说话,坚持住,不倒下,耳朵聆听他们的话,眼睛盯着他的翕动的嘴唇。瓦尔特说,他想写一份关于在巴黎失踪的人的报道。他晚上曾试着去警察局拍些照片。但是在拘留所,警察让我感到恶心。我害怕昏厥过去,站起来。我下楼梯,去了洗手间,我呕吐了。我再也不愿意上楼,想离开这个地下餐厅,独自行走在街上,寻找一个逃难的出口。正如那位阿尔及利亚人所说的,我还是一个没有查明身份的金发姑娘。在索恩河和塞内河救起的溺水姑娘中,人们常说她们是不知其名的人或没有查明身份的人。而我,我希望自己永远是一个不知其名的陌路人。